“证监会对于加杠杆的反应似乎比央行和银监会略慢了一点”这不仅在舆论上引起了某种误解，某些投机势力似乎也以为有机可趁。
 

场外配资杠杆率的暗中抬头就是典型的一例。据报道，去年曾经被立案调查并罚了5.3亿元的恒生电子一度出现了较为可观的疯涨现象，尽管有关HOMS系统将解禁的传闻遭到当事方的澄清，但配资加杠杆被启动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或只是另有其人而已。

春节后，广发、光大和招行等股份制银行先后放大了场外配资杠杆倍数，从此前的1：1或1：1.5，扩大到1：3的杠杆率，背后的实际杠杆比率可能更高。其比例最高不超过1：5，配资成本则是6.4%。不仅如此不少场外配资机构在推高杠杆率的同时，降低起配点，推出免息试配甚至参与配资客的收益分成。某地配资公司，首先以一定利息从民间金主手中吸筹资金，再转手放贷到配资客手中，日配杠杆最高可做到9倍，月配至少也有5倍的赌博空间。现在看来，在证监会新主席履职首月的16根“刘士余阳线”里面，究竟借了场外融资加杠杆的多少光，恐怕难以说清。当然，场外配资加杠杆的趁虚而入并不说明证监会对加杠杆的放水，只是新主席上任伊始所必不可少的调研和思考过程难免给人留下一定的遐想空间，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见缝就钻、无孔不入更是嗜血资本的本性。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无论是买房首付融资、股市融资融券，还是场外配资，说到底，其实都是一个利益分配和再分配过程。而融资的杠杆化则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用较小的资本放大收益，也有可能相应地放大亏损。也就是说，在加杠杆的兴奋后面，难免也会有去杠杆的痛苦。发生在去年的股市异常波动，就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然而，为什么人们这么容易好了疮疤忘了痛呢？这里，不能不说到近期所接连发生的几起关键性重要政策言论被断章取义的事件。
 

在2月26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幕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某媒体问到“下调个贷首付比例是否是加杠杆”，周小川行长的回答是“你提问的逻辑是对的”，而并没有说“房地产加杠杆是对的”。就连当时在现场的路透记者也不由得惊叹一些媒体的截句水平，他证实道，周小川回答的原话是：“你想法的逻辑是对的，但是也有问题!”官方在报道周小川对这一提问的回答时表达为“这种逻辑是有问题的”，现在看来，不妨也可以说是忠实地表达了周小川的真实意思。
 

无独有偶，3月20日，周小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讲话中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偏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表达，再一次遭遇媒体曲解或者误读。周小川当时的原话是：“解决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股本融资能够使国民储蓄中更大比例资金进行股本融资，也就降低了债务占GDP的比重，也降低了债务股本的比例。”有媒体称，这是周小川希望或鼓励储蓄进入股票市场。央行官微认为，从通篇讲话中，看不到任何“鼓励储蓄入市”的字眼。讲话的愿意是指解决我国借贷比例高的办法，其中之一的股本融资。而股本融资并不等于股票市场融资。股本投资还包括直接实业投资、风险投资和股票投资等更广泛的含义。股本投资与投资股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有区别的。
 

其实，2016年2月G20会议上，周小川就曾指出，中国有强烈的愿望让股本市场有很好的发展，但中国股本融资市场还不够成熟。如果股票融资市场成熟，很多资金可以通过股市转化为企业股本金，中国目前有强烈发展该市场的愿望，也下了很大的力量，但是不能拔苗助长。显而易见的是，他在这两次讲话中对股本融资溢于言表的倚重和期待，可谓始终如一。对此，而之所以一而再地遭遇曲解和误读，显然不能简单地从当时语言环境方面的客观条件去找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言者无意而听者有心。如果不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那种对关键性重要政策表述进行曲解和误读的期待，又何至于一石激起千层浪，由此而在楼市和股市再次极其迅速地引起一场那么大的加杠杆风波？
 

根据推进供给测改革的要求，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因城施策，大多数二三线城市的重点是去库存，房贷首付比例普遍有较大的宽松余地。而对于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一方面继续需要加快住房有效供应，平衡供求关系，另一方面则严格执行并进一步加强住房信贷风险控制。深圳在严厉制止了部分中介机构私自开展的非法首付贷之后，不仅对本市户籍居民家庭继续实行限购2套房的政策，对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前3年及以上在本市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的前提下，也只能限购1套住房。上海发布的楼市调控新政，被称为史上最严。一是“提门槛”，根据从严执行限购新政，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购房缴纳个税或社保年限由满2年提高到满5年，二是“降杠杆”，信贷政策方面，二套普通住宅首付不低于50%，二套非普通住宅首付不低于70%。
 

如果股市只是存量资金的博弈，那么，一线城市对楼市的限购新政或很容易被说成是最大的利好。不过，这与其说是股市的一厢情愿，不如说也是一种说穿了也许并没有什么新意的忽悠。试想，在楼市去杠杆的同时，股市有什么理由单边突进，异军突起，再次来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加杠杆呢？
 

历史上，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革命和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以及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都离不开金融杠杆的推动。金融杠杆对经济发展和市场进步的积极作用，不可一概而论地简单偏废，但对于金融改革的作用也不能过度神化。如果在提高风险加权资本的同时，不能切实注意提高资本的水平，降低社会负债和市场交易的杠杆水平，提升整体市场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权社会抵御风险、危机的能力，那么，高杠杆在失控的情况下，难免不形成实体资产的虚拟化、价值的泡沫化，乃至引发金融危机。
 

正如很多市场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杠杆资金吹起来的“泡沫牛”是中国股市的破坏者，也是中国股市的“定时炸弹”。去年由加杠杆资金引爆的股市异常波动仿佛就在眼前，而剧烈波动所造成的心理阴影至今犹是场外资金迟迟疑疑不敢入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上市公司的业绩尚不足以支持以价值投资为目的的资金积极入市投资的情况下，如果异想天开地企图以杠杆资金带动场外资金入市的方式来再造一个所谓的“杠杆牛”或“改革牛”，岂非饮鸩止渴？
 

以为证监会新主席也会像某些庸俗的小人一样得意便忘形，忘记了对隐藏在“刘士余阳线”背后的加杠杆风险的应有警惕，显然是十分幼稚的，也是相当可笑的。事实上，刘主席可能在放慢实施注册制的步伐，并叫停战略新兴板的同时，就把关注的眼光聚焦于加杠杆。虽然中信证券去年虚增1.06万亿收益互换业务的事情已被最近公布的2015年年报证实为乌龙，但券商以收益互换的名义加杠杆，以相对较为隐蔽的方式突破对融资的规模限制和监管也是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在证金公司率先开展转融资业务的带领下，不少大型券商相继恢复了融资融券业务。如何降低大资金大机构日内风险对冲的频率，限制高频交易的风险以及回转交易的次数，提升部分高频交易者的交易成本，减少其在市场中的套利行为，这对于提升市场交易的公平性、稳定性显得格外重要。至于场外配资，由于存在给投资者提供非法的账户的行为。其一，造成了投资者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股票的严重问题。其二，投资者获得的配资杠杆高达5倍甚至10倍，不仅搞乱市场秩序，而且一旦股价出现下跌，就难免容易引发连锁暴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证监会明确宣布将持续保持对违法证券期货业务活动保持高压态势，对相关主体立案调查，如涉嫌犯罪将及时移送公安，这对于及时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维护市场稳定，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无疑是非常及时的，也是相当有利的。
 

在笔者看来，在加杠杆还是去杠杆的问题上，没有跷跷板，只有一头沉。而进行相关政策选择的唯一前提，绝不是看那些大股东大机构大资金的脸色，而只能更多地从是不是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是不是有利于整体市场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是不是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出发。凡是“三有利”的就毫不犹豫地去干去坚持，凡是“三不利”者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行，哪怕沾上一点点的边也不行。

（作者黄湘源系独立撰稿人，资深财经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