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要求持续深入改革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现行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在减轻全球经济失衡、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等方面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如果不对这种更多反映美欧发达国家理念与利益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来一个根本性的改革，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近年来全球经济的萎靡不振，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战后所形成的现行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更多反映的是美欧发达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与利益，不仅其贷款条件非常苛刻，往往还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与依赖性。而且，由于美国仅从自身宏观经济状况出发决定美元流动性和汇率，较少顾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主要交易、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个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频频对世界经济、金融秩序造成冲击。最近，全球经济在美联储加息举棋不定预期下的裹足不前，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40%提高到80.2%，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从60%上升到75.4%。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使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也对加快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不仅在于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机构中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打通金融服务瓶颈的“最后一公里”，让“高大上”的金融服务走上“普惠”之路。

由于得到这次G20峰会的肯定，这一在以前只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自拉自唱的金融创新努力，将有可能成为助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激发世界经济增长的“洪荒之力”。

“普惠金融”虽然已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但融资难、融资贵不仅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难点，也是仍然制约着中小企业发展的“痛点”。就本应对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做出较大贡献的资本市场来说，在这方面更不例外。经历了发生在2015年中的那场几乎酿成金融危机的异常波动之后，中国股市在理所当然地强化了市场监管同时，不仅只字不提市场的“自我恢复和自我调节”，而且还基本上不提何时可以具体推行注册制改革。尽管新股发行还在据称很有节奏但实际上却只能被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有限度地进行，带有融资目标的并购重组则越来越寸步难行。在相当多的私募基金受到查处的情况下，市场几近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这种局面怎么谈得上什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跟推行普惠金融的基本原则岂不更是格格不入？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的标杆性作用的体现，同时也是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而资本市场作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重要渠道，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能做发展普惠金融的局外人。

如果说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来说无异于突破“最后一公里”的突破口，那么，对于“以投资者保护为重中之重”的我国资本市场来说，就更其应该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当务之急决不是什么无厘头的为监管而监管，而只能是也必须是坚定不移地朝着抓改革促发展的方向大步前进。

这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需要，也是资本市场自身稳定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