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围绕“发展经济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推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认识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之间的关系。张维迎认为，“自由的市场”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只有政府减少对资源的控制，把市场的还给市场，企业家精神才能用到正道上，才能给整个社会真正带来好处。林毅夫则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新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通常会比原有的产业大，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激励，企业家才会有积极性去冒这个风险。同时，政府能够动员和配置有限的资源。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表示支持张维迎的观点，他认为对于那些独立的公共性质的企业，政府不应直接出台产业政策来干预。但是，吴敬琏等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争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他说，我们比较多地关注了那些现象层面的问题，而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本质性的、规律性的问题上。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诸多经济现象背后，必须引起我们更多关注和去研究解决的本质性、规律性的问题呢？不久前，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卸任回国的前副总裁朱民以近一年来其与IMF研究团队所做的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关联性研究为基础，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世界是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互动、溢出、冲击变成了beta(贝塔系数，是用以度量一项资产系统性风险的指标)，你必须知道冲击从哪里来，必须要有预案，避免成为被动、无辜的牺牲者。这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的挑战。当世界发生根本变化时，我们看世界的角度也必须变化，这才是赢者的基础。

大数据引发的这场巨大变革，还仅仅处于早期阶段，但大数据的影响已然历历在目。虽然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经济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但是，若干年来的各方面经济数据充分表明，在实践上，一些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却总是试图抵消市场经济的作用，有时甚至还有可能进行反向操作。如今，让人困惑的不仅是价格翻了一倍的“煤超疯”和涨幅已经超过50%的“疯狂的石头”，堪称新时代“绝代双骄”的楼市和债市，又何尝不是令让干实业的越来越无地自容？危险的“资产价格泡沫”就是这样产生并困惑着我们的经济和市场发展方向，资本市场也不例外。

7月26日和10月28日的两次政治局会议均提到“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金融风险”，并且最近一次也没有同时提到“稳增长”。这被市场解读为中国转向“选择性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应该说，这些在政策上的调整短期可能会起到一定效果，但从中长期看，从源头上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激发市场的内生性动力，化解各种风险和泡沫。

毫无疑问，增长方式的粗放需要转型。但是，如果以为由于调控政策的越来越趋紧，资金就会越来越源源不断地从楼市债市转入股市，这也许未必是一种真正切合实际的想法。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变迁的制度和政策，令许多今天看来不合规、不合法的行为，常常处于模糊的区间。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去追究以往的行为，必然会加强屋檐下躲雨的行为。而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在发生在我们的股市。

统计显示，2014年恢复IPO至今，共有34家企业首发审核未获通过。而2016年以来，虽然只有10家企业首发申请遭否决，但截至10月28日，沪深两市共有757家企业处于IPO排队状态，沪深两市中止审查企业数量为49家，终止审查企业数量为57家。也就是说，证监会逐步简化了审核流程，虽然使IPO市场有所回暖，但数量上并未出现大面积放行和数量激增等情况，排队企业积压的现象也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即使如有报道所称的那样，今年有可能完成200家IPO，实现融资1000亿元，同去年实现的220家IPO1500亿元融资规模相比，逊色应该也不算太少。

证监会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查处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并且严查IPO发行环节的包装上市、披露不实乃至欺诈发行等行为，并相应地实行该退就退的政策。监管力度的加大，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无疑都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但是，联系到在这将近大半年的时间里有关方面对拟议中的注册制的只字不提，IPO审核与发行格外的如此谨慎，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有点很难说。

目前也许还未到无须定标定量考核上市企业业绩的时候，但是，在笔者看来，对于投资者来说，发生在上市之前的业绩变脸比之于一上市就变脸，风险无论如何要小得多。更何况，在就连接受上市审核的时间也都身不由己的条件下，究竟有几个企业一定能保证业绩在一点也不弄虚作假的前提下依然还能天天向上？这就也许就只有天晓得了。因此，监管的职责应该主要在于督促IPO中介更多更好地尽职尽责，而未必是必须以多达42.86%排队企业在候审期因业绩下滑自动撤销上市申请或32.14%的企业因财务资料过期超过三个月自动终止而视之为自己严监管的莫大功劳。否则，一味的噤若寒蝉迎合得了眼前的监管口味，也未必适应得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不用说未来注册制非实行不可的市场化时代了。

无论如何，去杠杆防泡沫风险，对于处在L型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干或什么也干不成才是最大的保险。在关联性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条件下，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永远都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否则，L型之后的中国经济，也许未必是适可而止的一字型，反而大有可能会是反J型，甚至一跌到底无止无休的I型。这就是市场也许一时之间未必一定离得开政府的调控和监管，却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关联性，并无时无刻也不可脱离持续发展的最终前进方向的道理之所在。

中国股市不论还需要经过多长时间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才能实现注册制，最终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化，也必然是市场化。未来的注册制不管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注册制，有一点是怎么也不能改变的，那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才是一切的监管一切的调控乃至一切的改革所不可须臾或偏和不可须臾或离的终极目标。在笔者看来，衡量我们的市场方向，包括一切阶段性的监管方针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且，也只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