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宜昌保卫战》中，曾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被誉为中国“敦克尔顿大撤退”的战略西迁的历史紧要关头，“船运大王”卢作孚紧急调集民生公司全部运力，不计得失，在短短的40天内，完成了急需转运的7万吨战略等其它重要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工业积攒了力量。

电视作品只是对历史的艺术还原，民生公司当时面临的实际困难今人难以想象：天上有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水上有国外航运公司的竞争，其中不乏等着看民生公司巨亏倒闭笑话的旁人，但卢作孚义无反顾，以民族大义为已任。

除了投身船运事业，为抗战立下汗马功劳外，卢作孚在苦心经营民生公司同时，还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如在老家泸州等地曾进行的新教育试验，在成都创办了通俗教育馆，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乡村改造，在重庆创办了与“南通模式”竞相媲美的北碚实验区。在他看来，为国家、为百姓作点贡献，这是民族企业家与生俱来的责任。

像卢作孚这样以民族大义为重者在民国企业家中并非绝无仅有。著名民国企业家张謇开创的“南通模式”享誉全国，他还是卢作孚等其它民国企业家的引路明灯；曾留学日本并考察多国化学工业的范旭东亦立志“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多次要求与永利合营，范旭东以“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严词拒绝；同样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的还有银行家资耀华，而杭州企业家都锦生在得知“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停购日本产的人造丝，坚拒与汪伪合作的方液仙则惨遭绑架杀害；味精大王吴蕴初曾斥资9万银圆订购了一架德国战斗机，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陈嘉庚一手创办了厦门大学，晚年经营遇到极大困难依然初衷不改，甚至变卖房产也要坚持支持教育事业。据有关人员统计，“以1981年人民币和黄金比价计算，陈老一生用来办学的捐款达一亿美元以上”……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将民国企业家描绘成唯利是图、嗜财如命、自私自利的葛朗台，而傅国涌的编年体呈现的历史则揭示了另一种被淹没的真相。 

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理论为资本主义解开了道德枷锁，但这并不表明企业家就可以无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当一部分民国商人的眼中，国家与民族利益始终神圣不可侵犯，也不可置疑，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他们的存在才有价值。一言以蔽之，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这是民国商人群体哪怕倾家荡产、哪怕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的真正原因所在。

 

服务意识摆第一位

现在提起“服务”二字，许多人对这个熟透烂透的词汇或许会有些忍俊不禁。但事实上，虽然今天高喊的“服务”口号仍振聋发聩，但另一方面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依旧在一些行业层出不穷，尤以垄断企业为甚。

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封建思想依然影响深远，数百年前斯密提出的那些经济理论，并未在民国贫瘠的商业土壤上生根发芽。民国时代，商业的播种与破土，是以打破数千年传统作坊性供给模式为前提，“服务”二字若运用不周，极易被抬上道德的烤火架。例如说当一些衣着光鲜打扮亮丽的女售货员粉墨登场时，一方面会吸引公众眼球，但同时往往也会引发诸如伤风败俗的争议。

民国商人对“服务”二字的认知理解一开始就表现得极其深刻。有着“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之称的陈光甫，首创了“一元即可开户”先例，这对当时服务水平极其落后的金融行业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刺激与促进。不仅如此，陈光甫还要求员工，“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

像陈光甫这样把“服务”二字时时挂在嘴上、处处落实在行动上的民国商人比比皆是。永安公司的郭乐就曾不断告诫员工：“得罪了一个顾客，就等于赶走了10个顾客；接待好一个顾客，等于拉来10个、100个顾客”，名闻遐迩的“康克令小姐”便是永安公司的杰作。为推销美国金笔Conklin（中文音译为康克令），永安公司“雇用年轻、漂亮而且懂一点英语的上海小姐站柜促销，其中一位小姐不仅相貌漂亮，而且温文尔雅、服务热情，不少文人闻风而来，报纸上都做了报道，大家干脆称她为‘康克令小姐’，以后上海人习惯把女店员统称为‘康克令小姐’就是因此”。

“康克令小姐”一词的出现，无疑是民国商业服务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民国商人看重“服务”二字，这本身是市场经济规则作用的真实体现，也意味着消费者真正被摆上应有的被尊重位置。服务质量的提升，同时也是市场竞争激烈的充分彰显。另一现实是，民国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面临早已在中国完成市场布局的外企巨头的强力打压，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无疑是民族商业拉近国内消费者距离的有效手段。对比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今一些企业之所以视“服务”二字为儿戏，或许正是市场竞争乏力的真实折射。

 

学习创新更上一楼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创新是路径，学习才是根本。在经济知识方面曾经“一穷二白”的民国商人，每前进一步，往往意味着必须付出百倍努力。

我们说民国是个变革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秩序异常混乱的时代。一方面政权更迭频繁，战事不断，政府效率低下，腐败丛生，权力寻租甚至赤裸裸的要挟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造成巨大伤害和损失。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公司也穷尽手段，明里暗里强力打压中国民族工业，如英美烟草公司就曾怂恿社会闲散人员以故意制造霉烟的卑劣手段索赔，导致南洋烟草公司损失数千万银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面对种种困境，民国商人如同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哪怕只有一滴水，也要坚韧地破土而出，在历史的夹缝中，兴办实业，荜路蓝缕，通过学习创新，逐步打破技术封锁，努力推动民族企业商业向前发展。

1914年至1921年是历史上鲜有的“黄金时代”，民国企业家经历了几乎办什么火什么的辉煌年代，新办企业如雨后春笋，仅民营银行便新增96家。更主要的是，不少企业业绩出现快速增长，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迎来了“持续多年都是大大获利”的好景象。然而，随着一战落幕，国外企业携带雄厚的资金和优越技术破门而入后，民国企业顿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开拓新市场，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发起“价格战”，“宁愿一开始不考虑赢利，只要做到与成本不甚相远”。而在1916年，27岁的张公权为了捍卫银行信用，坚拒段褀瑞政府的停兑令，并成功应对挤兑潮，因此深受中国金融界的敬重。无论是郭氏兄弟还是张公权，他们的举动在国外并不鲜见，但他们率先学习并在国内大胆付诸实践殊为不易。事实也表明，虽然中外文化相异，但市场规律大体相同，只有尊重规律者才可能赢得回报。

民国时代，面对外国列强的欺压，“抵制洋货”一度颇有市场。在民族主义的滚滚大潮下，许多本土企业亦大打民族牌，也确曾在短时间内赢得较快增长。不过，经济学家千家驹就此撰文指出，“仅仅提倡国货是不够的，拒绝外国货和外国服务业，但自身又没有能力填补因此造成的空缺，热潮过后，一定会有一个外货倾销的反弹”。对此，胡适深表欣赏。千家驹的文章其实回到了斯密关于经济规律论述的本原，即最终决定市场的还是质量本身。 

提高产品竞争力，离不开学习和创新。在民国企业家群体中，像聂云台、穆藕初、范旭东等均有留学背景，相较于本土企业家从传统作坊摸着石头过河，“海龟”们则在走出国门后率先接触到国外的先进企业管理知识。曾把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原理》翻译成中文的穆藕初，虽然在自己创办的德大纱厂推行科学管理法受阻，但此法被荣氏家族应用后意外大获成功。更主要的是，此举的另一大收获在于，开启了曾经根深蒂固的“工头制”退出企业用人机制的历史舞台。

然而，开启并不必然代表终结。令人倍感汗颜的是，当年曾被民国企业家努力摒弃的“工头制”，在21世纪的国内建筑行业居然依旧“身强体壮”，这或许是本书留给读者的最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