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葆三创设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成经保火险公司及华安人寿保险公司时，王一亭均是投资人；王一亭还投资了华通水火保险公司；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王一亭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声誉日渐提高。1906年，上海成立沪南商务分会，王一亭被推举为总理，并在历届上海商务总会中担任会董。1908年，沪商名流组成的沪南商务学会改组为沪南商务公会，王一亭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从学徒到买办

王一亭，浙江人，1867年生于上海浦东。幼年时其父病故。13岁时，他来到上海，在江苏镇江绅商李平书的慎余钱庄当学徒，晚上则到广方言馆学习外语。

李平书比王一亭大13岁，是上海近代有名的实干家与功臣，辛亥革命上海光复领导人之一。王一亭在钱庄做工7年。1887年，他转到李云书所设的“天余沙船号”跑街，“天余号”拥有若干沙船，经营海运业务，走南北洋航线。李云书与王一亭同年出生，是李平书的侄子。李云书写算记账样样拿得，和伯父一样喜欢结交文人雅士。当时王一亭在他伯父家的钱庄习生意，因心思多在学画上，柜上师傅屡加责难，这位少东家却多方庇护。

李云书最早投资航运业。当王一亭提出做业务员时，他马上同意了。王一亭腿勤嘴勤，做事利索，业务非常出色，后来他担任了该号经理。1900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在上海设立分社。经李平书的推荐，王一亭被聘为该分社买办。

凭着多年的航运业经验和熟悉上海各帮客户的优势，王一亭施展其灵活的经营手法，使大阪商船会社的业务迅速发展。1905年大阪商船会社在上海至汉口航线上配置了4艘船只，成为长江航线上仅次于英商太古公司的第二大航运公司。

1907年，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组成，王一亭担任买办。该公司借助日本侵华势力侵占了中国航运权，逐渐成为长江航线上规模最大、竞争力最强的航运公司。自然，王一亭也分得了可观的佣金。后来，王一亭又与日商三菱洋行买办李志芳约定合作分佣，他每年的佣金收入可达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以后，王一亭又兼任专走天津、大连、基隆等线的日本大阪油船株式会社的买办和三井洋行在沪所设的上海制造绢丝社社长（买办）等职，收入益厚。

数年后，王一亭不仅出资向清政府捐得花翎知府衔候选同知虚衔，而且积资购得上海南市梓园作为住宅。

 

从买办到实业家

在担任外资企业买办同时，王一亭将历年积聚的资金大量投资于民族工商、金融企业，成为一个民族资本家。他认为：“立国之本，基于富强，富强之本，基于农工商”，欲求国家富强，必须发展民族工商业。

1904年，张謇发起创办上海大达内河轮船公司，邀请王一亭等人投资入股，并聘王一亭为经理，就近解决了大生纱厂的原料和产品运输问题。其后，该公司不断发展，到1921年已增资到16万元，拥有“达”字头轮船19艘，总吨位达7万多吨，在长江下游镇江、扬州、南通地区的短途运输中占有一定地位。

中国民族保险业从1875年保险招商局成立以来的30年里，仅有少数几家保险公司在上海创设。福建巨商、时任上海商会会长的曾少卿，经营参燕南货糖业于南洋各埠，目睹外商挟资来华，利用其特权对中国进行种种经济侵略，深感不满。他认为必须由华人自设银行、航运、保险等业，否则不足以抗衡，挽回利权更难以实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4月）曾少卿就联合上海著名绅商朱葆三、王一亭、李平书、陈辉庭、沈仲礼、沈联芳、顾馨一、严筱舫等发起筹建了华兴保险公司，其中曾少卿、朱葆三、严筱舫为总董、陈辉庭为总理。

此后，朱葆三创设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成经保火险公司以及华安人寿保险公司时，王一亭均是投资人。

当时，招徕保险业务时，由于保费没有折让和折扣，也不经过掮客（经纪人），因此保险业务盈利情况良好。但是由于华商成立的保险公司属于业务初创时期，资金薄弱，承保的限额不大，分保受到外商的掣肘，生存困难，因而自身担负的风险也较大。此时，外商保险公司在上海已有40余家，并在1899年左右成立了外商保险业公会——上海火险公会，形成外商对保险市场的垄断势力，华商业务受到抑制。恰在此时，华商同益水火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经营失败，宣告停业，外商便以此为借口，诋毁华商信誉，不与华商办理分保和业务交换。同时还采取跌价和放佣的手段与华商保险公司竞争业务，争夺市场，从而使华商的处境艰难，在巨额投保上更显棘手。

鉴于这些情况，华兴、华成、华安3家保险公司的总董朱葆三于1907年发起成立了华商火险公会，参加的会员公司有华兴、华安、华通、华成经保、源安、源盛、华侨合众、万丰、福安9家公司。其中，王一亭投资了华通水火保险公司、华成经保公司。同业公会采取会长制度，由会员公司公推朱葆三为会长。同业公会成立后，到1911年，会员公司由成立时的9家迅速增加到29家。1912年，华商火险公会的组织章程将原来的会长制改为会董与会长并行制。经过会议重新推举，华成经保总董王一亭担任了会董，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总经理沈仲礼担任了会长。华商火险公会的成立，成为与外商保险公司成立的“上海火险公会”抗衡的组织和力量。同时，也反映出民族保险业在逐渐兴起的基础上，开始迈出联合团结的第一步，并为以后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和同业公会组织制度的不断改善打下了基础。

1906年，周廷弼、沈缦云等人集资15万元，创办中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信成商业储蓄银行，王一亭被推举为董事。此时，他又与沈缦云合办业成公司，经营地产业务，并任经理。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王一亭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声誉日渐提高。1906年，上海成立沪南商务分会，王一亭被推举为总理，并在历届上海商务总会中担任会董。1908年，沪商名流组成的沪南商务学会改组为沪南商务公会，王一亭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在会长任内，他积极主张“为商战储才”，提倡各业公所开设学堂，研究商情；同时讲求实效，倡导各业公所每月开会数次，讨论如何调查物产及扩充行销，促进商业发展。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了各业的赞同，上海商界风气为之一变。1909年，王一亭与袁葆生、李云书等人集资20万元，创办立大面粉厂，次年又创办申大面粉厂，并被推举为这两个厂的董事长。

1912年，王一亭当选为上海总商会协理。1913年，他又与郭竹樵、朱子奎等人集资25万元，改官办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为商办，自任董事长。此外，他还投资创设华商电气公司、湖州电灯公司，任董事长。他还兼任上海义清地产公司、开明房产公司、沈阳地产公司、上海内地电灯厂、正大商业储蓄银行等企业的董事，并被推举为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

 

积极募捐 投资教育

作为一个民族企业家，王一亭在如何挽救中国危机的问题上，经历了从立宪派向革命派的转变。1906年9月，王一亭被推为上海预备立宪公会董事。上海城自治公所成立后，王一亭任董事。1910年清政府立宪骗局逐步败露，王一亭转向反清阵营，加入同盟会。

1911年11月上海起义成功后，王一亭为沪军交通部长，后改任商务部长。此时，王一亭任董事长的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几乎成为政府银行。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王一亭出任上海分部部长之职。此后，王一亭在社会上的活动也得到广泛开展。

王一亭自辛亥革命以后为革命军筹款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所发行的公债款40万元。二次革命失败后，王一亭在政治上转向消沉。他登报宣告脱离国民党，并深居简出，潜心绘画。

王曾多次被邀东渡，举办画展，受到日本天皇接见，声誉日增，作品也愈传愈广。来华日本友人如未买到王一亭的画，即被视为入宝山而空返。抗日战争前，王一亭的画每年销日约数万元，所得大部分用于国内慈善事业。

王一亭平时重视人才的培养，积极投资教育事业。1912年，他先后捐资创设南京拓植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南京政府成立后，他被授以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王一亭一生信奉佛教。在绘画方面，常作佛像和佛家经典故事。在佛教团体中，他先后担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佛学书局董事长、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在此前后，他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与人共同举办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中国救济妇孺会、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等慈善机构。大凡亲朋故友求告请托，他无不乐意周济帮助。

由于拥有雄厚的实力和深远的影响，王一亭常常成为海上画坛的赞助人。1911年夏天，69岁的吴昌硕来到上海，王一亭介绍他迁居，如此，吴昌硕才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在王一亭的大力推介下，吴昌硕成为“海上画派”的领袖。

 

清标亮节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方已经内定王一亭为上海伪组织“维持会”的首脑人物之一。但他毅然离沪赴香港，以表明心迹。在香港，他奔走募捐而致病，1938年11月他返沪延医，翌日即逝。死讯传开，举沪悲痛。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公葬，写国史立传，上海一百五十多家团体发起追悼纪念活动。1948年12月22日，国民政府在虹口公墓为王一亭举行了隆重葬礼，蒋介石专门题写了“清标亮节”四个字。

（作者系保险历史和文化研究学者，保险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