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全汉昇的地位举足轻重，“陶希圣导其先路，傅衣凌、梁方仲、全汉昇鼎足而三。”1967年至1968年间，全汉昇曾在香港新亚书院先后开设“中国社会经济史”与“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不仅对历代人口变化、农业生产、财政税制、工商贸易、货币金融、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情形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而且对明清直至近代的重大历史转型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剖析。本书便是两课综合整理的结晶。
全汉昇开篇就借用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汉考克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厄谢尔之口道出，“经济史”是研究人类赚钱（获取财物）和花钱（消费财物）的历史，研究经济史的任务主要在于探索“天然资源”“技术”与“制度”三因素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无疑，全汉昇对中国经济史的解构全面而又细致，受众从这些解构中既可以全面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沿革，还可以从中得出，中国经济的个性发展轨迹，与经济发展规律表现出高度雷同。
分分合合的田地改革
《汉书·郦食其传》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解决百姓温饱问题，一直是中国数千年来的重要历史任务。解决温饱，必首先取决于土地政策。
全汉昇在全书中着重梳理了中国历代的主要土地政策。在他看来，周代的“井田制”表明当时的“土地是公有而非私有”；秦时商鞅变法废除“废井田，开阡陌，授土于民”，实际是土地由公田向私田的一次变革；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和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其出发点均是限制富人拥有过多的土地，避免农民“种无所耕，居无定所”；唐代与北魏相同，也实行均田制；明朝实行“黄册”、“鱼鳞册”和里甲制度；后来的清朝包括民国均延续了这一土地政策。
不难看出，历史上土地政策多次出现截然不同的变革。例如，从上古到秦代，土地从公有变成私有；而从秦代到汉唐，私有制被打乱洗牌，变成平均分配；明代以后的土地政策，摒弃了过去“就土地论土地”式的变革，而是顺应家族和社会关系。无论哪种改革，出发点均是让更多人获得土地，从而实现安居乐业。
从历代土地改革效果看，每次改革初期确实促进了社会经济较快的发展。但土地的历次重新分配只是基于生产原材料的变革，土地“加工者”的劳动力水平和能力并不均等，所以不平等现象必然出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看来，不平等现象本来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平等现象是社会的福音，千百年的历史表明，当不平等现象超过社会承受力后，很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难题。因此，通过政策手段调节缩小不平等现象便成了官方当仁不让的重要责任。
面对不平等这一千古难题，中国历代的土地改革采取的是行政强力干预。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容易达成目标。但害处更加明显，会造成经济发展缺乏连续性。结果往往是，为最大限度保护财富，越是富甲一方的大户，越会挖空心思努力巴结权势，冀图通过这种权富缔结方式，为个人财富提供安全庇护。
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经济史教授扬、卢滕、范赞登在解读工业革命这一历史经济现象时认为，私有产权的确立，是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想想其实也很有道理，只有当私有产权得到足够保护，不用担心行政强力干预，人们才可能放心大胆地发挥聪明才智。
这也就是说，土地问题困扰中国数千年，因素纵然很多，根本一点则在于个人私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财富积累受行政不确定因素干扰太大。表面上行政强力介入下的再分配激活了底层民众的生产热情，但同时也会严重打压社会的创富热情。这也或可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率先在欧洲而非中国萌芽的原因。
起起落落的人口增减
人口问题，是全汉昇关注中国历史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经济研究取向。
人口数量变化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一段投影。上古“井田制”时期，由于人们改造土地能力极为有限，常常在一块地耕作，至贫瘠后便被迫迁徙，寻找新的栖息之地，人口数量增长缓慢。随着生产技术的逐步提高，至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1年）时，全国人口有5900余万，为同时代世界人口最多者；至三国时期，人口大幅下滑至760万，人口减少的原因，首先是富豪大族隐藏了大量户口，其次是由于战争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当战争消灭大量人口后，大片田地荒芜，于是战后人口往往会“报复性”增长，至隋时人口又回升至4600余万，到唐朝则上升到5100余万。
经过测算，全汉昇认为宋代人口应为1亿或超过。主因在于受税收政策影响，当时存在太多瞒报人口的现象。宋代人口之所以出现放量增长，全因“苏常熟，天下足”。宋朝坐拥苏常粮仓之利，所以能够养活更多人口。
元灭明兴之后，人口增至1.5亿以上，这一方面得益于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同时还因南方大片湖泊被改造成良田。到乾隆末期中国人口已达3.1亿，1850年更是达到惊人的4.3亿。清代人口之所以呈几何级增长，与宋代人口暴增异曲同工。清代华南地区成了继苏常地区后更大的粮仓，“湖广熟，天下足”。仅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短短40年前，湖南耕地便增加1736万亩，且土质肥沃。
中国历代人口增减变化，似乎总有许多独具个性的历史特征，但如果放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加以阐释，一切又显得那么顺理成章。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多处于人口增长的峰值，比如汉、唐、明、清。一方面人口增加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农业经济时期，人们改造自然，创造生产资料的能力仍旧十分有限。当田多地少，原本可以过上温饱的家庭随着人口的增加却无法避免重返赤贫的命运。正是对这一问题看得真切，所以历代帝王大都既希望于通过强力手段机械地平均分配田地，反过来又会削弱生产热情，客观上又催生了仇视财富的文化。
全汉昇还特别指出，“人口过剩是工业进步的阻力”。宋代时中国经济发展首屈一指，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成本持续走低，工业发展缺乏创新动力。相比之下，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逼得更多人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解决劳力缺口的问题。
反反复复的货币发行
货币发展历史脉络清晰：从本质上的稀少珍贵，逐步走向信用价值；从历史上的笨重，到如今简单方便。中国历代货币发展亦莫能跳出这些规律之外。
在中国历史上，曾在货币上做文章的皇帝并不少。汉孝文帝认为三铢太轻，“于是另发行四铢钱，上刻‘半两’，而四铢其实只有半两的三分之一，故为钱的贬值”，加之私铸钱合法，而重量成色不够标准，结果物价上涨。有心改革的王莽，最后因为货币过多过滥，财政收入虽然增加了，却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也成为王莽最后覆灭的重要“推手”。
及至宋代，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货币供应不足反倒成了最大的瓶颈，于是“交子”应运而生。原本有机会发展成为纸币的“交子”，因为一些富商投机失控，兑现不力，导致“交子”信用下滑。
明代的“大明宝钞”，其实就是官方发行的纸币。但是由于“大明宝钞”过度印发，缺乏足够的抵押，“遂导致价值降低和通货膨胀”
晚清时期，朝廷为了铸造铜钱，无视市场变化和铜矿枯竭现实，要求铜矿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给朝廷。结果铜矿厂纷纷倒闭，货币短缺，西方货币大举“入侵”，像英镑、法郞、葡萄牙雷亚尔、俄国卢布等均很快进入中国流通，取代中国官方货币成为市场上的“硬通货”。此外，全汉昇对晚清货币需求影响世界白银流向亦有过精辟的论述。
数千年来，货币问题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困扰之一。以今天的市场经济理论来看，货币发行之所以在历史上频频引发社会经济混乱，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官方对货币发行缺乏科学的认识。一些朝代之所以在货币成色或发行量上做文章，本质上是与民争利，变民富为国富，结果物价飞涨，加速朝代的覆灭。这同时表明，一些朝代在货币方面的改革试错，实际是一再以“铁的事实”为现代货币经济理论提供了事实佐证。这当然不会是一次次的巧合，而是经济发展的本来规律使然。
事实上，无论是全汉昇，还是钱四宾，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采取的都是现代经济发展视角。在今天，这些经济理论越来越成为一种公认常识。这也表明，虽然中国历史经济发展有太多个性特色，但并没有超出经济规律范畴。回到经济常识，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