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保险有限公司等多家；他积极投身辛亥上海光复运动，曾担任上海都督府财政总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要职，成就了一代“绅商”的赫赫显名；他做事一诺九鼎，责任感强，诚信度高，民间有“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褒扬。
经手庚子款
“宁波帮”商人早期在上海的发家史都有些相似。1861年，朱葆三14岁那年，为家中生计所迫，前往上海“协记”五金店求学徒工。据说前一天，该店老板做了个梦，梦见第二天将有个“赤脚财神”光临。次日，当光着脚的朱葆三站到这个老板的面前时，这个老板认为他就是梦中的财神，于是接纳了他。
因为勤勉好学，刻苦工作，朱葆三深得店主器重，17岁就被提拔当了账房兼营业主任，他的工作也为五金店带来不少利润。朱葆三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洋泾浜英语”，给他做生意带来很大帮助。
后来，“协记”老板病故。1878年，30岁的朱葆三在上海创立了自己的五金店“慎裕”。他一改以往“守株待兔”式的门售办法，主动承接大建筑包工头批销。店小生意大，几千两银子的股本，一年中做出了几十万两的买卖，简直成了上海滩的新闻。再加上和洋人合作进口钢管等“大五金”生意，几年下来，“慎裕”顺风顺水，年年获利，成为五金行业的领袖。
朱葆三做生意，奉行“做事先做人”。在同乡和同行中，威望很高，因为他讲信义，常为人排忧解难，言出立断，加上善于交际，做生意和做人都经营得很好。
在朱葆三风云显赫的一生中，有几桩事不能不提，“经手庚子款”就是其中了不起的一桩。
1901年，朱葆三的朋友袁树勋（袁世凯的堂兄）调任上海道台。道台本没什么大不了，但因为当时清政府责令各口岸将海关关税如数交纳给上海关道，由上海江海关道负责拨解洋债赔款（庚子赔款），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肥缺。
庚子赔款数额巨大，保管周期长，平时分存在上海各银号及钱庄，听候拨解。这笔钱自然成了各银号争相招徕的大买卖。袁树勋是读书人出身，对财务管理并不在行，他想到了老朋友朱葆三。1902年，袁树勋特聘朱葆三任道署总账房，把大宗库银委托他出面拆放，等于说朱葆三实际掌握了上海道公款的存放处置权。
据说，每天清晨起，“慎裕”二楼就高朋满座，每个钱庄的经理要拆入款项，都得向朱葆三恳示用款，朱葆三俨然成了上海各大钱庄的信贷评估人。而他在此期间表现出的高远见识和自我节制，不仅让他自己收获了实惠，也让整个金融界对他多有称颂。
投资保险业
1897年至1923年间，朱葆三投资的工商及公用事业达19家。在金融业，朱葆三出任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此后投资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浙江银行、中华银行、江南银行、中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历史上中美合资的第一家银行（中华懋业银行）以及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等。
1905年，朱葆三、傅晓庵、严信厚、周金箴等人在上海发起创设了华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这是近代中国创办较早的民营保险公司之一。董事长傅晓庵、总经理厉树雄，资本50万元，主要经营火险和汽车险业务。
同年，朱葆三发起创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并任总董，后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联芳，总经理傅其霖，经营水险、火险和汽车险业务。后来，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加入太平保险集团。1933年12月24日，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在给其子李国焘的遗嘱中写到，将其持有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股票（两张规元银壹万两）分别赠予妾王氏和陈氏，由此也可窥见该公司的实力。
1907年，朱葆三创办华成保险公司。同年，已经是华兴、华成、华安三公司总董的朱葆三组织发起创办华商保险同业公会，初名为“华商火险公会”，这是中国第一家保险业团体。朱葆三先后担任总董、副会长、会长。
华商火险公会采取会长负责制，虽然开会次数不多，但“我国保险事业乃逐渐进展”。1912年，华商火险公会改会董及会长并行制，推王一亭为会董，沈仲礼为会长。1914年4月，改推洪文廷为会长。1917年6月7日，华兴公司提议应将“华商火险公会”改名为“华商水火保险公会”。同年10月1日，正式定名为华商水火险公会。1928年前，公会经营范围只限于水火保险，但人寿保险及其他保险者为数日众，因此改名为上海保险公会。1931年1月21日，该会召开会员大会，改组成立上海保险同业公会。
上海开埠第三年，随着五口通商，洋人增多，由外资保险公司委托洋行代理的寿险业务就已登堂入室。20世纪初，华资寿险一度兴起。1907年7月，朱葆三、沈仲礼等创办华安人寿保险公司，专营定期寿险、终身寿险等业务。由朱葆三任总董，沈仲礼为总司理，总公司设上海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6号。近五年运营时间，因缺乏专业经营管理人才，业绩寡淡，无意继续，遂议定自1912年（民国元年）6月1日起，停止承保新业务签发新保单，同日起委托新创办的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为其管理人兼清算人，直至清理结束。
截至1911年底，全国华商保险公司约35家，其中财险27家、寿险8家。这8家寿险公司大都不是纯粹华商，主要借助外商实力开展业务，缺少管理、精算、核保人才，加上人脉资源匮乏，经营渠道难以建立，经营惨淡。
抱持着“自创纯粹之华商寿险公司”的愿望，曾担任永年人寿保险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吕岳泉拜访了徐绍桢和王人文谈了自己的想法。
1912年6月，朱葆三、黎元洪、徐绍祯、王人文、吕岳泉等人发起投资了中国较早的民营寿险公司——华安合群保寿保险有限公司。1912年7月1日，华安合群保寿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营业，12月在实业部注册，公司注册资本为20万两白银。随后，华安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并入该公司。
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出任公司董事长，沈仲礼、王人文、王芝祥、朱葆三、顾兆德、徐承庶作为政商两界显赫人物担任董事。由于吕岳泉当时身份还比较低，作为创办人以及与董事长徐绍桢的特殊关系，暂以稽查及经理部主任的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10年后，吕岳泉走上前台，正式出任华安合群总经理。
用现在的眼光看百年前的华安合群，其经营方式堪称是最贴近国情的精明选择。华安合群一开始就在总司理和精算师岗位聘任欧美专家担纲，使公司一起步就站在国际化的起点上与外资保险抗衡。同时，选派有发展潜力的职员作为欧美专家的助手，培养本土人才。公司办事处和经理部职员全部经过严格选拔，不仅有才干有经验，还要求品行笃实，不尚浮华。从实际效果看聘用这样的职员不仅“成绩与欧美公司并驾”，而且“公司设立年期愈久，则开支愈形节省”。
更关键的是，华安合群充分发挥本土化优势，凭借人脉资源，不遗余力地邀请高官巨商参与创办、入股或出任名誉董事、董事、监事。公司强大官商背景在当时国内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难望其项背。比如，两任民国总统黎元洪和代总统冯国璋都是华安合群的股东和董事。
当时社会上对于寿险的意义还不明了，为此，华安公司成立不久，就着手编印《华安杂志》，阐述人寿保险的意义，分赠保户供营业员销售之用。此外，公司还经常组织新闻记者茶话会，作舆论上的宣传。
借助国外专业的管理经验和强大的官商背景，华安合群的客户数量和质量远超其他华商公司。至1934年，投保人数为24727人，优质客户所占比重达84%。1916年，华安开业五年，保费收入达到265269.69两白银，总资产195131.75两白银。到了1923年，保费收入提升为624115.02两，是1916年的2.35倍；总资产增长到1426032.24两，是1916年的7.3倍。
1914年，农工商部评价：“上海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民国元年夏间由董事冯国璋等集资一百万两开办，三年间明效以著，此项保险公司所以奖励储蓄，挽回利权，收效亦为宏大。”主管部门给予如此声誉实难想见，有了此等声誉，华安合群的业务如日中天理所当然。
抗战前，华安合群的发展达到巅峰，其保费收入和总资产均为民族寿险业的半壁江山。1937年抗战爆发，连年的战乱迫使华安合群客户大量流失，加上房地产价格一路暴跌，华安合群重资投入的不动产亏损得一塌糊涂。在这民不聊生的年代，华安合群业务陷入了纷纷停业的困境。
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是中华民国时期经营规模最大、业绩最好、专营寿险业务的华资保险公司。如果没有坎坷的岁月，我们本可以拥有一个民族的百年寿险老店。
摘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牌子
作为上海滩的财富精英，朱葆三并不是一个只管自己赚钱的商人，他也是一个关注社会事务、富有正义感的社会贤达，将私利和公义看得很明白。列强侵华期间，租界公共建筑常不准华人随意进入。复兴公园是上海最早建立的公园之一，被洋人挂上了意在侮辱中国人民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牌子。20世纪初，在朱葆三的精心策划下，这块牌子被摘掉。
朱葆三先是买了一匹33米长的“阴丹士林”蓝布，请奉化红帮裁缝师傅用整匹布做了一件特大号的长衫。制成后，朱葆三请人到法租界雇来八个普通法国人，允诺：八个人抬着这件长衫，从静安寺出发，到南京路外滩，每走若干步，就跪下来拜一拜，每拜一次，得一块银元。洋人听说报酬如此丰厚，纷纷答应。
到了预定的日子，一行人来到静安寺门口。朱葆三叫他的大儿子穿上这件长衫，两个洋人在前面抬衣摆，两个人在后面抬衣摆。其余四个两左两右，各抬一边衣袖。然后，以洋鼓洋号为前导，吹吹打打地出发。路上八个法国人每走若干步就停下来围跪一次着长衫的中国人，羞得路上的外国人掩面而走。
事后，朱葆三按照约定给了赏钱，同时声明，如果法国人不将复兴公园门口的牌子摘掉，他还将组织更精彩的节目，比如雇佣几个法国妓女，当街表演脱衣舞。
法国人意识到中国人不好惹，只好把牌子摘掉。这一消息大快人心，四处传扬，一个叫朱功臣的江苏人还将此事填了一首词《满江红?朱葆三颂》，词曰：“吐气扬眉伸正义，低头掩面溜洋敌。畏华人、悄悄摘园牌，朱公忆。”
动荡岁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朱葆三是上海的“商界泰斗，实业领袖”，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无形资产价值极高。1915年，他取得了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67岁的朱葆三走上人生巅峰。“五四运动”爆发后，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收回山东主权问题上，上海总商会发声迟缓且策略存疑，以致众口铄金。朱葆三时年已71岁，对于会务仅画押署名而已，但首当其冲。激愤之下，他几次请辞，虽未允准，但他心如死灰，开始专心致力于社会慈善、公益与教育事业。
1926年，78岁的朱葆三因病在上海寓所逝世，上海商界为他举办了近乎奢华的葬礼。在灵柩经过的马路上，设有32处路祭，送葬仪仗也有32种之多，成为后人遥想上海风情记忆的一个大场面。
在朱葆三的追悼会上，教士李佳白说：“我是美国人，也来参加朱公的追悼会，因为他生前办事不分国界，各种事业，无不热心赞助。朱公是我的老友，今天去逝，不仅中国人失去好导师，我这个外国人也因之失去一位好导师。”
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命名朱葆三创办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所在马路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这是上海第一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道路，以此纪念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2016年，在朱葆三逝世90周年之际，宁波帮博物馆与天一阁博物馆汇编出版《朱葆三史料集》，特别举办“朱葆三逝世90周年研讨会暨《朱葆三史料集》首发式”，同时推出“笃诚兴惠——朱葆三逝世九十周年图片展”，以多种方式纪念这位宁波帮先贤的赤诚人生。
（作者系保险历史和文化研究学者，保险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