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达尔文，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是站在“西方中心论”之外，俯瞰自帖木儿之后六百年世界历史，探索欧洲（西欧）、伊斯兰世界（中亚）和儒家文化的东亚（远东）三大地域的交流、冲突与共处的历史，他的结论是：自帖木儿死后，至今再也没有势力或成就大到足以称霸世界的“中央”帝国，如今世界的权力版图，已经回到帖木儿王朝刚结束时的均势形态。他在“帖木儿的阴影”一章中指出，进入21世纪，在权力和财富变化的大背景下，宗教、社会文化与制度以及价值观的分歧会更加突出与明显，在上述的均衡状态下，我们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时期。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位作家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走访了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回来后写了一本书，他的见闻感受恰好印证了约翰·达尔文的观点，在这四个信徒的国度，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内核里，最基本的那些东西没有变化，并且还在支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本书名叫《信徒的国度》（南海出版社）。该书作者奈保尔说，在信徒的国度里，先知可以摆平一切，可是如今，先知已经不在了。

其实，另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的一本书，通过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故事，也从另一个角度，对约翰·达尔文书中的许多观点进行了生动的阐释。巴巴拉·W·塔奇曼，她写出了20世纪最好的历史作品，《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即是其中的一部。费正清在本书的序言里写道，美国在中国的战时努力基本上是白费了——即便我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战争本身不过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对人的耗费而已。史迪威将军恪尽职责，这使他能屡屡创造奇迹。他这次冒险本来就凶多吉少，当时在蒋介石委员长统治下的自由中国已经濒于崩溃，而史迪威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美国的顽强的理想主义者，决心训练出中国部队并“打垮小日本”；另一个则是狡诈的军事政治家，同样很有决心，那就是不想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从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对峙浓缩了美国在中国的战时目标所遭遇的种种挫折。

史迪威，这个优秀的美国军人，在中国，他就像是一个新时代的唐吉坷德，在中国这个东方国度里，即使他为此而粉身碎骨，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要达到的目标不可企及，因为要实现目标的推动力并不来自中国人自己，“就像外国传教士和顾问所引进的基督教和民主一样，战斗力与进取精神并非被引入方社会和文化的固有要求。”作者还有一个比喻，她说，即使亚洲就像是西方人手上的一块黏土，单靠外力，也不能塑造出你理想的造型。 

达尔文教授在《帖木儿之后1405-2000年全球帝国史》中指出，所有的列强都啮咬着亚洲的沿海地区，欧洲人对亚洲的控制最多只是局部的，在漫长的19世纪里，亚洲的坚持，而不是亚洲的战胜，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的传统理念依然保存，尽管这期间经历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40年的混乱，包括外国侵略者的占领和国内战争。“顽强的政治、文化自治的传统如同一堵无形的墙，把殖民帝国围堵在胜利之门的外面。”他说，力图用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从饮食、衣着一直到历史和世界观），竭力把不同的社会联结在一起，这是不能达到的目标。

巴巴拉·W·塔奇曼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以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战区所做的各种努力和贡献。史迪威本人也多次历经艰险，甚至有丧命的危险。尽管如此，作者在1972年撰写这本书时，检视这段历史过程，她在结尾写道，中国人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乡土中国》

 

那么，什么是骨子里的中国呢？其实早在1947年出版的一本六万字的小书，似乎说清楚了这个事。那本小书就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华书局）。说个插曲，这本书源自费孝通的一个讲义，《世纪评论》杂志约稿，他就把讲义整理了一下，分了14期连载，他坚持要连载，是因为的当时通货膨胀太厉害，分期按照市价付给稿酬，那点稿费似乎还能买点东西，否则就是一堆废纸了。费孝通在这本书里，看似是讲中国的乡村社会学，其实他的整个分析是给中国社会下了一个诊断：我们是乡土中国。乡土两个字所代表的深度含义，是整本书所要阐释的，家族、无讼、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等，《乡土中国》的每一章都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生动再现。

费孝通创造的一个词，叫差序格局，用来概括我们今天的社会人际关系最准确，即使在以移民为主体的深圳，我们仍不能脱离熟人社会的藩篱。差序格局可以大致翻译成熟人社会，我们的人际关系、是非判断、个人私德、甚至日常行为，熟人社会的内核始终支配着我们。熟人社会的底子是难以建成法制社会大厦的。费孝通在书中强调，乡土中国，也并非停滞的、固定不变的，当环境发生一些变化时，长老或者权威对一些关键名词的“注释”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由此造成“名与实的分离”，家长的意志在表面无违的情况下，事实上被歪曲，因此，虚伪就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

拜互联网和海淘所赐，我们因此在流行文化上似乎可同步世界潮流，CBD中心的高楼似乎赶超了欧美，但是，行走其中，这里仍是一个不能摆脱的熟人社会。

 

《武士道》

 

《武士道》一书，是作者新渡户稻造(1862－1933)在美国宾州住院时写就的，他本人是一个基督徒，此书用英文写就，主要面向西方读者。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竟然手不释卷，一夜之内看完，然后又购得多本赠送友人。

新渡户稻造，是一位国际政治活动家、农学家、教育家，曾创办东京女子大学。在日本，他的影响力从一个侧面可知一二，他曾是1984年到2004年间流通的日本银行券5,000日元的币面人物。

周作人说：“要了解日本，我想须要去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应当是从宗教信仰入门……我略叙我对于日本的感想，又完全把它否定了，却也剩下一句肯定的话，即是说了解日本须自宗教入手。这句话虽是很简短，但是极诚实，极重要的。”什么是日本人的宗教？无论社会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似乎都指向了武士道，武士道可以说就是日本人的灵魂，虽然滋养武士道的社会形态早已发生变化，作者在书中写道，武士道的光辉继续照亮我们的道德之路。诚如作者所言，日本的神道教才是武士道的核心支柱，同时也兼容了佛教、儒家（主要是孔孟的思想）、禅宗等内容。武士道中包含着“仁”“义”、“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多层含义，他强调这些德性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他由此又总结出“耻”和“忠”是武士道的核心。这些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中国和美国学者。

今天行走在日本的首都东京，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或许你能够感受到一种国际大都市的氛围。但是当你稍一深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抑或是你去到日本的乡村，就会深深体会到浓浓的“日本味道”。在精致的食品里，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之下，在苦难情景之下的坚韧与平静，在茶席上体会到的禅意，都浸润着武士道精神。

 

今天，世界正走向哪里？多年前，战无不胜的帖木儿，曾经力图建立一个帝国来控制全世界，当然他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他死在征服大明国的途中。经过六百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世界格局依然是没有脱离帖木儿死后的形态，即再也不会出现一个帝国力图统治世界，而是由多种文化与利益相互博弈后不断寻求均衡的结果，作者指出：“由今日所称的全球化，挑明来说，可以看作是当今四大经济‘帝国’（美、欧、日、中）晚近所达成的一组协议所促成。如果说从对过去的漫长检视中，应可以得出一个一贯不变的现象，那就是欧亚世界不愿接受单一制度、单一统治者或单单一套规范。由此来看，我们仍活在帖木儿的阴影里，或者更贴切地说，仍活在他失败的阴影里。” 

因此，在中国、或是日本、抑或是迪拜，城市外观的西方化，仅仅是一种表象，骨子里流淌的还是源自各自民族的悠长的历史文化。

（作者系深圳市低碳城市研究会法人兼执行会长，深圳福田区“一间书房”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深圳市原创艺术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