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晚清贫苦农民的儿子，却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之一。他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学生，却成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工商业者。他就是唐廷枢，在中国近代留下了多个第一：
1862年，广州经纬堂出版了由他所署的中国第一部《英语集全》。
1873年，改组轮船招商局，创立中国近代第一个国有股份制企业。
1876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
1877年，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家用西法开采的煤矿——开平煤矿。
1879年，派合众号试走檀香山、旧金山，开辟了第一条直达美国的海上航线。
1880年，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条自建标准距铁路——唐胥铁路。
1881年，派海琛号远航英国，开辟了第一条远航英国的海洋航线。
1883年，开采中国第一家塞外银矿——承平三山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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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蓟草与翡翠——怡和洋行150周年特刊》这样评价唐廷枢：“唐景星的出色事迹，即使是在任何国家，也够资格被称为一名现代勇敢的创业者，很清楚，他不仅在怡和开创他的事业，而且通过这个关系，在他所进行的有政府赞助的航远与采矿事业中继续得益，其中有许多方案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点，在唐挑起与西方企业及其产品作竞争的爱国事业后，显得更加正确”。
正因为如此，当他走完60年人生的时候，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在悼词中写到：“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
中国买办第一人
1832年5月19日，唐廷枢生于广东珠海唐家镇唐家村。唐家村临近澳门，是当时我国海上贸易兴起的地方，受到海外商业文明的洗礼。唐廷枢家境贫寒，父亲唐宝臣为了挣些钱养家糊口，到香港马礼逊学校布郎校长手下听差。听差生活使唐宝臣萌生了一个愿望：要让儿子们到香港读书。
唐廷枢是马礼逊学校最早的6名学生之一。唐廷枢在马礼逊学校学习六年，系统而扎实地学习了地文、算术，特别是英语。1848年，唐廷枢从马礼逊教会学校毕业，1878年6月上海《远东月报》曰：“唐廷枢其早年教育，自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至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所受之于香港马礼逊教会学校。”唐廷枢也自称：“我曾经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
唐廷枢毕业时年仅16岁，开始在香港一家拍卖行工作。19岁时到香港巡理厅当翻译。1858年担任上海海关副大写，这是唐廷枢第一次到达上海。此时各国商贾云集沪上。29岁的唐廷枢已在拍卖行、巡理厅、海关学到了许多法律、商贸、管理等知识，开始寻求更广阔的发展之路。
英国怡和洋行因其规模最大被称为“洋行之王”。1861年，唐廷枢还在上海海关任职时，就与怡和的经理惠代尔关系密切。两年后，唐廷枢正式受雇怡和洋行任总买办。1863-1872年，唐廷枢在怡和买办的位子上干了10年，为怡和打理库款、收购货物、经营航运和地产等。
在怡和洋行，唐廷枢已看好保险业的前景，附股了怡和洋行经营的谏当保险公司。当时怡和洋行在其出版的小册子感叹道：“唐廷枢是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
贵人提携 执掌招商局
19世纪中叶，外商轮船公司垄断航运业，朝野震惊。1872年12月，李鸿章奏准奉旨试办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总局”经营半年后，资金断裂、生意枯竭。
在“第一买办”的位子上，唐廷枢步入不惑之年，深感自己再富足也不过是寄人篱下。招商局总办朱其昂求助唐廷枢出山。时任招商局会办的盛宣怀了解唐廷枢的财力和才能，将朱其昂举荐信函面呈李鸿章。于是，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
唐廷枢执掌招商局的确是最佳人选：多年的商海拼搏使他在全国主要商埠都有自己的商行。他还是公正、北清两家轮船公司的华董，并与怡和组建了华海轮船公司。他还投资购买了6艘轮船行驶在沪津、沪汉、沪宁等航线上。此外，多年的买办生涯使他对招商局的主要竞争对手了如指掌。
执掌招商局后，唐廷枢借助“官督”的背景，游说政府指令性发文承接长江漕运业务，获得政府拨款，缓解资金困境。又借助自己在商界的影响力，以优厚回报吸引巨商富贾入股。几年时间，招商局脱胎换骨，成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股票还可转让及公开发行，开创中国股市的先河。
唐廷枢在募股书上对资金使用、盈利、回报等项作了明确规定，制定了《轮船招商章程》和《轮船招商局规》,为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创设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
在唐廷枢的运筹下，崛起的招商局在外商航运巨头面前有了话语权。
创办保险招商局
1872年，吴大廷在答复李鸿章关于创办轮船招商事宜的“五难”中，其中一项即为“保险难”；1872年8月朱其昂版方案中，重要的内容就包含了招商局创办后的保险方案——“商局轮船先向外国保险，倘外国不肯保险，准由机器局（指江南制造局，作者注）或商局自行保险”；而李鸿章本人，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即明确要求设法办理船业保险，他在上奏清廷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就曾表示：“华商领官船自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奇，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
当时，由于中国船舶保险市场为外商保险公司所垄断，外商航运公司和保险公司对轮船招商局采取挟制态度，企图挤垮扼杀新兴的民族轮船公司。如招商局轮船首航需要办理船舶保险，外商保险公司始则借口中国轮船悬挂龙旗鱼旗，拒绝承保，后经再三洽商，英商怡和洋行和保安行才勉为同意，各保15000两，共3万两，并以15天为期，但年保险费率竟高达10%。
唐廷枢多年操持航运业务，深知招商局时刻不能脱离保险，可在外商保险公司投保条件实在苛刻：一艘购置成本10万两白银的船舶，外商只限保6万，超过部分只能自保，且保费按月“一分九扣”，也就是说年费率高达12%。
唐廷枢在招商局就任后不久，就开始考虑如何克服轮船保险这一大漏卮。在他主持修订的《轮船招商局章程》和《轮船招商局条规》中，就有明文提出“栈房轮船均宜保险”，栈房可向保险行保火险，“本局招商畅旺，轮船愈多，保险银两愈重。拟由本局自行保险，俟银两积有成数，再行设立公司，广为保险”。
1875年，一起恶性的意外事件使得招商局自办保险的意愿愈发迫切，这就是招商局史上著名的“福星号事件"。
4月4日，"福星"号轮船途经黄海时，与英国商船“澳顺”号相撞，“福星”轮沉没，63名船员丧生，货物悉数沉没，肇事的“澳顺”号却安然无恙。唐廷枢意识到，一起海损事件，就有可能把招商局大半年的利润都赔进去，招商局自设保险刻不容缓。经过和招商局高管商议，报经李鸿章批准，唐廷枢决定仿照招商局模式，集股招商，组建保险招商局。
同年11月初，唐廷枢、徐润以及上述汉口、天津等12个分局的局董联名在天津《益报》和上海《申报》刊登《保险招商局公启》，详细申明了保险招商局的创办宗旨、募股方法等内容，向社会募集投资，筹备保险公司。
这份《公启》还公布第一批办理保险业务的口岸为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烟台、营口、广州、福州、香港、厦门、汕头，第二批为台北、淡水、基隆、打狗（今高雄）以及新加坡、吕宋、西贡（今胡志明市）、长崎、横滨、神户、大阪、箱馆（今函馆市）等外埠口岸。
《公启》一出，立即受到国人的热烈好评和华商的积极响应。到1875年年底，保险招商局投股的数额大约已经达到20万两。保险招商局于1875年12月28日正式在上海成立。《申报》于同日发表了《华人新设保险局》的评论：“查华商装货保险为习者，已实繁有徒，而向设保险公司者，惟西人独揽其事，今见华人倡设此举，想华商无有不为之庆喜者。”
再设“仁和”，顺势发展
1875年保险招商局创办以后，由于中国人自办船舶保险和货物运输保险，受到了民族工商业的欢迎和支持，保险业务随之不断增加。如当时每艘船舶的价值一般为10余万两，但保险招商局只能承保船舶价值1万两和货物3万两，以后又增为船舶2万两和货物4万两。溢额须向外商保险公司转保，而外商保险公司只限保6成（6万两），余下的风险责任仍归轮船招商局承担。
为此，唐景星、徐雨之、陈菱南、李积善等发起招股集资，另行成立仁和水险公司。于光绪二年闰五月十二日（1876年7月3日）公开向社会各界招股集资20万两，定名为“仁和水险公司”。七月初一（1876年8月19日），公司开张。仁和水险公司与保险招商局一样，把全部股款存入轮船招商局，并委托其代为管理一切业务。
随着航运业务的不断发展，至光绪三年正月（1877年3月），轮船招商局以规银220万两的价格购买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16艘轮船及各处码头、栈房等全部财产。船只倍增，决定所有局轮统归自保，以辟利源。原来与外商保险公司所订的代保船舶险六成的协议遂行终止。
同年2月18日为外商保险公司结帐之期，唐景星、徐雨之等遂与外商保险公司商定嗣后各轮一律收回自保。仁和水险公司创办后股本由原来的25万两，迅速扩大到50万两，进一步增强了承保能力，并购买了旗昌公司在上海及各地所有资产。民族保险公司在与外商的斗争中得到发展。
由于仁和水险公司只保船舶险和运输险，不保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灾保险，而码头、栈房和货物这些保险业务每年仍须向外商投保，数额较大，保险费支付很多，利权外溢，因而又招股20万两另行创设“济和船栈保险局”，于光绪四年三月十五日（1878年4月17日）成立，专保仁和的溢额和轮船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灾保险业务。
此后，唐廷枢推举粤人张慎之为“江孚轮”船主（船长），招致外商嫉妒，因为以往船主均为外国人担任。华人首次担任船主，外商保险公司对船主职务落于华人之手深怀不满，借口华人任船主而拒绝接受货物运输保险。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在济和船栈保险局股本20万两的基础上，增股30万两，扩大经营范围并改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
仁和、济和两公司相继设立，资本共达100万两，承保和竞争的实力大大增强，在赔补海事损失与增强招商局自身实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公司还把业务推展到国内口岸各埠以及南洋新加坡、小吕宋等国外商埠。
官商体制 困局难破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从开办以来，股金存在轮船招商局，业务也都委托其代办，实际上是轮船招商局的附属机构。承保的业务都是轮船招商局的船舶险和货物运输险，因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历史的原因，轮船招商局和仁和、济和两公司的股份和股票持有人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两家保险公司的股金却都归存于轮船招商局，为其长期占用。
此外，两保险公司的主管人员并非全由轮船招商局所委派，因而在管理上步调不很一致，也就产生一些分歧。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划清这两个单位的经济权限，合理地调整管理体制。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上海市场爆发金融风潮。一向靠钱庄贷款来周转资金的轮船招商局，陷于被动局面。此时，会办徐润长期挪用公款16.2万两事发，又因投机地产失败，宣告破产。盛宣怀乃借端发难，向南、北洋大臣力诋唐、徐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本根不固，弊窦滋生，几难收拾。”徐润遂被清政府革职。
唐廷枢当时在美洲考察，回国后，深感进退维谷。
鉴于徐润的教训，唐廷枢终于在1885年夏离开了轮船招商局，专心经营开平煤矿。
为了摆脱轮船招商局的困境，重振保险业务来争取资金方面的好转，盛宣怀确定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合并。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保险公司董事会议决定合并为“仁济和水火险公司”，资金为100万两。
1886年6月，李鸿章派道员朱极仁驻局专司办理仁济和水火险公司事务，加深了封建官僚的把持和勾结。从保险招商局、仁和、济和保险公司创设以来，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利润，但由于激烈竞争，导致保险费率跌价，加之合并为仁济和水火险公司以后，经营管理仍没有显著改变，所以保险业务亦无大的进展。
据1937年《中国保险年鉴》刊载，仁济和水火险公司经股东会议决定，暂行缩小业务范围，停办水火险业务。
三声长笛的告别
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在天津开平矿务局总办任上病故。第二天，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发表消息：“唐景星先生于昨天中午逝世，这使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人都感到哀悼。”李鸿章亲自主持了公祭仪式，泣而痛曰：“要找一个人来填补他的位置是不容易的。”中外各界深表惋惜，各国驻津领事馆，在公祭日下半旗致哀。在灵柩南归途中，有13个国家的商务员搭乘专船护送至唐家湾海面离去。英国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的商船，均鸣长笛三声，以示最后的告别。
（作者系保险历史和文化研究学者，保险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