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学家驹井德三在《南通张氏事业调查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予为事业生,予为事业死,虽曾就农商总长之职,然此不过为完成事业之一经过耳。”这是驹井德三对张謇就任袁世凯政府幕僚一事所做出的中肯评价。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教育家、上海海洋大学的创始人,从1913年—1915年,张謇曾担任袁世凯临时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
出任袁世凯临时政府工商农林总长
张绪武先生的著作《我的祖父张謇》对这件事情是这样记述的:“1912年3月,袁世凯替代孙中山先生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此后再三要求祖父出来组织后继内阁,祖父坚决拒绝,推荐熊希龄出任,袁在给熊希龄的电报中谈道:‘东海高卧,南通倦勤,默揣众意,非公莫属。’1913年8月28日,熊希龄应允组阁后,就和袁世凯数次致电祖父,邀请他担任工商、农林总长,第二天祖父复电婉辞。9月1日,袁世凯又亲自致电劝说祖父出山,似乎已再无商量的余地。10月6日,祖父邀请汤寿潜、刘垣、孟森、雷奋等到南通以‘商进止’,祖父权衡利弊后,虽然本无意于官场,但从全局考虑,如过于固执,恐会影响组阁,同时他想得更多的是,何不利用任职的机遇,抓紧制定有关工商法令,以保护民族工业和推进国家经济的发展……10月10日,祖父乘北京政府专门派来迎接的飞鹰兵舰,到达浦口后,转坐津浦路火车进京。”
张謇到达北京后,北洋政府将工商和农林两部合并成立农商部。从1913年10月—1915年9月,张謇在担任农商总长的两年期间,以“立法”为中心,以振兴民族工业、推进对外开放两大任务为重点,主持制定、颁布了《公司条例》等二十四项法律、法令和条例,对当年我国方兴未艾而又困难重重的民族工业,包括民族保险业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万物蓬勃开新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十七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黑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然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国社会、法制、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呈现蓬勃开新之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呈现较快发展趋势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辛亥革命解除了封建势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束缚,全国“振兴实业”的声势很高,成为一种全社会的趋向。当时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例如1912年北京政府工商部制定了《工商政策》,1913年10月张謇出任工商、农林总长后颁布了《实业政见宣言书》。提出了四大方略:一、当乞灵于法律;二、当求助于金融;三、当注意于税则;四、当致力于奖助。到1921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四十多项经济法规。经济法律法规的颁布,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二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帝国主义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华经济侵略,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契机。三是反帝反封建爱国民族运动的发展,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促成了抵制外货、提倡国货运动,国内轻工业产品的制造业和银行业均有了较大发展。四是军阀官僚政客阶层对民族工商业的支持。官商结合出现的“投资热”,大大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例如1912年成立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是当时中国保险界极有影响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当时洋务派两江总督瑞方也在这家公司投保了寿险。同时,公司吸收了大量官股,黎元洪、冯国璋、萨镇冰、徐绍祯、四川总督王人文等人都是该公司的股东。以上因素都成为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包括民族保险业有所发展的积极因素。
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贡献
一是张謇提出推进保险的思想和主张。1913年4月,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10月,张謇就任北洋政府农林及工商总长,提出《实业政见宣言书》和《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其基本内容是以“棉铁主义”为中心的实业救国论。他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主张制定农工商法案,整顿金融机构,奖励民间企业。他说:“(应尽快制定)公司法、破产法、运输保险等规则。”并进一步提出倡办保险的具体政策,如“各国对于承办保险事业等,每令预交巨款,有于政府,以为其事业之保证者……(中国)尚未有此,似可酌量仿行”。同月,农商部设立工商司,其职责之一是处置“关于保险、运输、外国贸易等事项”。
二是编辑出版《第一次农商统计表》。该统计表是依据晚清前工商部部令所颁工商统计表式,由各属具知事遵照部定调查章程填报到省,经由各省民政长汇总,报工商部而编成。据统计,1912年保险公司共四十二家,其中分支公司二十一家,已缴资本金额1483.1万元,保险费收入1593.5万元,保险赔偿金为24.8万元,成交保险契约件数为6246件,金额为611.7万元,罹灾件数四十三件。同月公布《商人通例》(共七章七十三条),其内容包括一切商业主体人以及经营买卖、制造、水电、文化、银行信托、保险运输、牙行等均搜集在内,成为民国以来第一项保护民族工商企业的法令。
三是设立保险公司。张謇开设的大生资本集团设立保险公司。同时,在他主政农林工商部时期,国内设立和发展保险公司的速度也非常快。
通过以下表格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保险公司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民族保险业也相继在上海、广州和香港兴起。第二个特点是一批华商保险公司纷纷成立,初步打破了外商保险公司垄断控制的局面,中国民族保险业开始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逐步发展起来。第三个特点是在华商水火保险公司发展的同时,华商人寿保险公司同时也在兴起。第四个特点是新设立的华商保险公司由于缺乏保险原理知识和科学经营管理,经营不善,开办时间不长即先后停业。但也有的华商保险公司例如中国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在总结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成为与外商保险公司相抗衡的华商保险公司。第五个特点是中国的银行资本相继投资和控制保险业,从而导致中国近代保险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真正独立出来,而长期成为银行业的“副业”。1915年,中国实业银行拨资设立永宁保险行(后改称为永宁水火保险公司),开银行兼办保险之先例。
1916年,张謇坚决彻底地离开了官场,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搞好地方自治。张绪武先生在其著作《我的祖父张謇》中这样记述:“祖父脱离了政治舞台,立即恢复他的田野生活。他在精神上对于国家前途的失望,达到了极点。在前清时代,看了政治腐败认为没有希望。到了民国原想大家一反所为,励精图治,哪晓得结果也仍然没有希望。这当然不能怪共和国体仍旧不能有所作为,实在是袁(世凯)的心地行为,完全仍是不脱专职官僚的习性,所以弄到政府依然和人民的利益隔绝得很疏远。在北京两年多,回来以后,越发坚定了他经营村落的决心。”此后,他专注于实业、教育和慈善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的现代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曾这样评价张謇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很难发现外地人在当地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而至今在这个地区仍然到处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张謇一生创办的事业,实践了他的诺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
1916年,张謇63岁,决心彻底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时隔十年后的1926年的天夏,张謇在实业、教育、慈善、区域现代化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后去世。去世时,国内成立的华商保险公司已经达到了39家。
最好的纪念
在张謇去世九十年后,2016年3月2日,总投资达2亿元的中国首艘万米级深渊科考母船“张謇号”建造完成。3月24日上午,“张謇号”在浙江温岭正式下水,在完成了近9000海里的航行、对8000多米的新不列颠海沟进行首次探测后顺利回国。中国万米级载人深渊器科考母船以“张謇”号命名,是为了弘扬张謇先生“母实业、父教育”的实干兴邦理念,并期许早日将中国建设成世界海洋强国。这是对中国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教育家、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张謇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任职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