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随后，文学界掀起了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本来，借此势头，文学史界对于浩然的评价当有所改观，但遗憾的是，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喧嚣与研究实践中，浩然研究似乎仍旧沿着8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文学史思路进行。在这一时期，浩然作品以“附和极‘左’政治、缺少文学审美性、违背真实原则”的定论而被维持原判无所更易。
 

    应该承认，浩然文学复杂、丰富、矛盾，既有抹不掉的时代政治伤痕，也有在某些局部、支流、细节等方面的农村生活真实。既有历史局限所表现出来的人为设定、故意夸大、刻意传奇乃至危言耸听的个人杜撰（如长篇小说《艳阳天》中地主分子马小辫蓄意杀死萧长春唯一的根苗小石头），也有像高大泉那样的农村基层带头人公而忘私、带领群众奔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弯弯绕那样的中农对农业合作化持观望、徘徊态度的历史真实再现；既有对当时极“左”政治路线错误造成农民苦不堪言、农村荒凉凋敝、农业生产难以拓展的视而不见的过滤性的“阳光”书写，也有表现刚刚翻身做了土地主人的农民每天都像过着盛大节日意气风发、扬眉吐气走集体化道路的真实心态的生动描绘。可谓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鱼龙混杂，纠缠不清。正因为此，对于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文革”十年的文学之缩影和折射的浩然及其作品，文学评论界和文学史家们才如虎吃刺猬、投鼠忌器一般，有些无所适从、无从下手——否定吧，一定会犯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的错误；肯定呢，又明显会伤害真正理智的读者的心。
 

    有评论者感喟：“再次读《艳阳天》，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在这部最具时代精神的长篇巨著中居然看不到中国文人文化影响的痕迹，也看不到西方哪怕古典知识分子文化影响的痕迹，只有彻头彻尾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在今天，这种写作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当年的浩然，居然创造了这样一个文本。他用纯粹民间的文化改造了已非常知识分子化的长篇小说形式，并创造了在一个封闭时代才能实现的适合农民读者阅读的艺术表现形式。据我所知，在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如此建设性地给出一个长篇形式。贡献一种艺术形式，是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如果从感情上这样赞美，那就无话可说，浩然的文学天才、文学表现力、书写才华，当得此赞；但如果从理智上分析，此言显然有言过其实之嫌。值得关注的是，持此立场的评论者和读者不在少数，且近期有增长的苗头。
 
     与此论针尖对麦芒的是，陈思和认为：“浩然的创作开始于50年代，民间性的自发成分还相当浓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泼，内容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但从60年代，毛泽东主席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出版。这部作品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里能够一枝独秀绝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它能够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有批评者指出，浩然被鼎沸吆喝的长篇巨著，是《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两本书可以用四字概括——弄虚作假，既不是“写作为民”，更不是“给农民代言”。事实证明：农民对于土地合作化的态度，是极端抵触、极其不满的。可以说，没有农民心甘情愿把自家祖祖辈辈辛苦积攒下来的土地（包括土改分得的）拱手奉送给农业合作社。亘古以来，土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舍不得放弃，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在农民愿不愿意放弃土地、想不想参加合作社的问题上，浩然的“巨著”全部是有悖真实的谎言。包括浩然的两本“巨著”在内，其所有以农业合作化为背景的作品，反映农民自觉自愿要求入合作社、心甘情愿放弃土地的描述，无不是用文学手段图解当时极“左”政策，强奸广大农民民意的产物。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捷克诗人塞弗尔特说：“每当我写作时，我都努力做到不说假话——这就够了。如果我们不能把真理说出，那就沉默好了，但不要说谎。”但浩然为了保住他的写作权利、作家地位，宁可以假乱真、满纸荒唐，也不肯、不愿、不敢写一句真话，这一点，实属板上钉钉，难以否认。
 

    在反思浩然文学的时候，窃以为，应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设定的标准问上一句：浩然文学究竟是否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之特质？严格地说，“浩然文学”很难说写出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但也许可以说呈现了“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甚至可以说，由于后者的出色，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这也是包括笔者本人在内许多读者喜欢浩然作品的重要原因。其实，文学价值包括思想、艺术等多个板块，有的偏重于思想，有的偏重于艺术，两者往往难以平衡，甚至有所侧重。在重估浩然文学价值时，我们要历史地辨证地看待他的作品思想艺术构成，将之放置在一定的历史坐标系中，而不能形而上学、主观武断地要求他没有历史局限或情趣偏重，同时还要考虑到特定历史意识形态对于作家的裹胁作用。但是作家应具备历史使命感、人民意识和人文思想坚守。浩然小说对于农民带头人那种家国情怀、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善美品质的书写，对于翻身农民那种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互相帮助的精神的书写；他的作品中对于小农意识、自私自利、冷漠行为的批判，对于道德沦落、不正之风的批判等，都应该得到正面肯定。同样地，对于他作品中脱离真实，刻意图解政策，尤其是被历史证明已经是错误的东西仍不思反省的行为，也要给出实事求是的批评。